伟大如何铸就?——读《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邓小平传》

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向读者推介了三本领袖传记:《毛泽东传》(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著)、《邓小平传》(理查德·伊文思著)。翻阅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出身平凡的孩子,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向读者推介了三本领袖传记:《毛泽东传》(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著)、《邓小平传》(理查德·伊文思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此举,既是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又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献上的最好礼物。

读者在选择一本领袖人物传记时跟毛泽东学公文写作,要综合考虑作者、使用的档案资料、主要观点、行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三本领袖传记,在同类书中是出类拔萃的,是值得读者好好研读一番的。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仅扼要阐述之。

首先,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作者是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迪克·威尔逊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中共党史和领袖人物方面有深厚造诣,著述颇丰。除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外,还有《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迪克·威尔逊还是外国第一个为毛泽东立全传的。1979年,即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三年,迪克·威尔逊就基于当时的历史文献材料,创作出了《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西方的视角为世界了解毛泽东做出了贡献。《邓小平传》的作者是西方邓小平研究专家、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理查德·伊文思曾三度来华任职,前后在中国生活了8年时间,与邓小平有过数次面对面地接触,还直接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等重大事件。

其次,这三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非常详实。写传记,需要详尽地占有档案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整合利用。在《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迪克·威尔逊在这方面花费的巨大心血。在这本书中,作者使用了毛泽东的著作和大陆方面公开发表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也使用了中外一些人物的回忆录。中国方面的,有萧瑜、王明、张国焘等;外国方面的跟毛泽东学公文写作,有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李德等。这些人物,都同毛泽东有过交往,他们提供的档案资料具有非常强的参考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回忆录的部分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在大陆范围内是未曾公开出版或者是出版后限制使用范围的。《周恩来传》和《邓小平传》中使用的档案资料,除了具有以上的特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作者同传主有过接触,他不但可以多方收集档案资料,还可以利用与传主接触的机会,形成一手的档案资料。迪克·威尔逊在1960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理查德·伊文思与邓小平的接触情况更毋庸讳言。作者为传主立传,如果能和传主有过接触,会亲身感受到传主的性格、气质、谈吐、思想及精神状态等,这种优势,是那些没有和传主接触过的作者所不具备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本传记独到的观点和写法。熟悉领袖传记的读者应该清楚,在大陆地区,领袖传记的撰写是“官修”。在2018年机构改革前,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已经将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全部组织撰写完毕。其中,《毛泽东传》是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逄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共同主编的。金冲及还是《周恩来传》的主编。《邓小平传》的主编是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原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杨胜群,但这部传记只从邓小平出生记载到了1974年。这些领袖传记,严格依据官方馆藏档案资料,集中了当代中国党史研究知名学者的集体智慧,代表了领袖传记的最高水准,颇具参考价值。读领袖传记,这些版本是必须借鉴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他的版本就没有参考价值。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撰写传记,由于受到的拘束较少、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专家等原因,这些国外学者撰写的传记中的有些观点更为独特,写法也更为灵活。另外,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上,国外学者接受到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广泛,叙述视角更为新颖,内容更为丰富。比如,在《毛泽东传》中,作者对延安整风运动、高(岗)饶(漱石)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就颇有见的。在《周恩来传》中,作者试图回答一个绝大多数读者不太容易想到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周恩来)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在《邓小平传》中,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发动原因的分析、对1989年政治风波产生及发展的叙述等,都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写领袖人物传记,往往在权力斗争的问题上着墨浓厚,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性。但较“官修”领袖人物传记而言,西方学者提及的观点,还是为读者全面了解领袖人物的一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写法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三本传记,并非孤立地写传主的政治生涯,而是将传主放在所处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其奋斗过程及外界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其间还兼顾了其他领域并穿插了传主的生活,写法和语言上非常生动活泼。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加深刻地知道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苦难之重日复一日。无数有为之士进行了艰辛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出路。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改朝换代、杀伐征战的事情并不算少。但无论怎样动乱,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主要是内乱问题。即便历史上也有倭寇袭扰沿海等一类的外患,但也不过是冷兵器时代武器杀伤力悬殊并不十分明显的军事对抗。可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环境就不一样了。清王朝没落的同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后国力不断上升的时期。冷兵器遇上坚船利炮,中国人吃了不少亏。要拯救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和国家,走出一条不同与前人的探索之路,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必须适时而准确分析出远比以前更复杂的局面,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翻阅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出身平凡的孩子,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他们最终在政治势力林立、救国思想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选择了共同的思想信仰,并通过武装斗争,清除了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大陆,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奋斗的人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改造和建设了新中国进而影响世界的?他们对处于当今社会剧烈变化、思想多元复杂的人们重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有着怎样的启发?

我相信,阅读这三本传记,会引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些许思考。

曾珺

2019年9月

曾珺,1983年生,就职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任三级调研员,馆员。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共领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工作。工作以来,先后参与完成中央交办的十余项重点课题,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毛泽东引古论事》《毛泽东借古喻今》《毛泽东的古诗情怀》《江天水一泓——毛泽东与文化名人的交往》《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国际名人的交往》《毛泽东书信背后的故事》《毛泽东批语背后的故事》《毛泽东诗传》《毛泽东的诗赋人生》《邓小平题词背后的故事》《足迹——邓小平档案背后的故事》等1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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