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的政治文化意义.rtf

公文写作的政治文化意义.关键词公文;写作;政治性中图分类号:J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22(2004)02-0063-03公文写作,严格地讲,是不能作为纯粹的文章学来研究,而是应当纳入政治文化的写作范畴中去审视的。

公文写作的政治文化意义.txt14热情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公文写作 政治,从心灵内部迸发而出,激励我们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活力;热情是一根强大的支柱公文写作 政治,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总能催生我们乐观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没有热情,生命的天空就没的色彩。公文写作的政治文化意义———从公文写作的角度品析《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刘伟民(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南京210046)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分析了公文特定的话语方式,揭示公文写作中所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关键词公文;写作;政治性中图分类号:J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22(2004)02-0063-03公文写作,严格地讲,是不能作为纯粹的文章学来研究,而是应当纳入政治文化的写作范畴中去审视的。公文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是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相联系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造就出世界无与伦比的深厚的政治文化,这一特点从《尚书》以来的文化典籍中得以证实。在中国二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公文的写作一直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承载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责任的,仅以“檄文”这个文种来看,历史上能够为人千古传诵的名篇,都出自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的《喻巴蜀檄》,两汉之际的隗嚣怒斥王莽的《移檄告郡国》,被刘勰称誉为“壮笔”的钟会《檄蜀文》,以及建安七子陈琳所作的著名的《为袁绍檄豫洲》,等等,可以看出公文写作与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是相关联的。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时代。在写作领域,唐代的政治文化对文章写作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唐诗首先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存在,而后才是一个极其卓越的文学存在。同样,在一个动乱的社会中,或者说,在一个时势能够造英雄的时代,具有政治或权力欲望的士大夫们是不会漠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失范而无动于衷的,相反,更会积极地行动,以实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治和权力的谋求,在这一点上,唐代的许多大文学家如白居易、杜甫等或为文,或作诗,都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践行着自己的政治追求,聪明的骆宾王自然不能例外。骆宾王少有诗名,是“初唐四杰”之一,他作为李敬业的“艺文令”正是唐代社会的发展处在一个非常的时刻。当时,武则天废除了唐中宗正积极准备改唐为周,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斗争异常尖锐、激烈,以李敬业为首的李唐旧臣们在扬州发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炮制出来的。今天,当人们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解读它时,便又有了新的意义。一、话语对霸权的追求公文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写作,这种权力写作的外化便体现为写作话语对话语霸权的追求。公文要实现话语的霸权,就必须先确立话语的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体现一定阶级或政治利益集团的主流意识,这一点在“天下文”中是非常鲜明的。

以柳州刺史、自称扬州大都督李敬业为首的李氏政治集团,是与以武则天为首的武氏政治集团相对立的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骆宾王为李氏政治集团代笔“天下文”,就必然地打上了李氏政治集团的烙印。从标题“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看,就十分鲜明地昭示了制文者骆宾王所处在的是以李敬业为首的政治利益集团;文中“敬业皇唐旧臣”至“何城不克”,这一段将该文所代表的李氏集团及其出师讨伐的性质一一叙述明白。“天下文”第一段在痛斥武氏12条罪状之后,疾呼历史上平乱安邦的霍光、朱虚候刘章,痛陈国运衰微,实际是为李敬业起兵出师之名分作出历史的诠释,说明李氏集团的讨伐行为是顺应时代,符合历史的潮流的正义之举,而绝非一己私念,这是为起兵出师讨伐武氏正名,也即是为李氏政治集团正名,完全符合了政治集团对公文写作在体现阶级利益和意志方面的绝对性要求。一个政治利益集团,无论其在政治斗争的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但它们对公文写作在话语权的要求上都是一致的,它们追求权力本身对公文话语的绝对支配,而公文写作话语在主观上对权力话语的服从,就使权力话语实现了对公文写作的霸权要求,这一特点在“天下书”中是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的。事实上,李氏集团茌当时与武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显然是处在劣势地位的,但这既不妨碍它对公文话语权的支配,也不影响它对公文话语霸权的追求。

处于弱势的政治集团总是要谋求取得强势的统治地位,其公文话语也体现出它对占主导地位政治集团的霸权话语的追求,如“天下文”结尾中的几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这种辞令完全是占主导地位政治利益集团才可以具有的强势语言,哪还有一点弱势集团的气象?“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谋求政治统治权利而充满信心、咄咄逼人的霸权话语更是达到极至;最后一句:“移檄州郡,咸使知闻!”整个是以社会主宰者身份自居,是在向“域内”发号施令了,完全是王者的风范,难怪连武则天看了也对有这等气魄和大手笔的人不无感概:“宰相安得失此人!”这是弱势地位的政治集团追求强势集团在话语霸权上的成功实现。二、话语形态的转换在公文写作中,一切话语形态都必须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成为权力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故事、传说、野史等话语资源原本都属于民间话语,这些话语资源往往也多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般是很少能被认真地去考究的,但这样一些话语资源一旦进入公文写作系统,就必然地要符合政治文化的要求,上升为权力写作的话语形式。“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通过提供权威性并有意义的概念,通过提供有说服力并可实在把握的形象,使某种自动的政治成为可能。

”(克利福得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在“天下文”中,“参与者们像感情天然的人一样行动。他们在情感和智慧两方面受到引导,按照不加疑问的成见判断和活动。”(克利福得格尔兹藉,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这样一来,原本是无可考究的民间话语就转变成为权力话语的因素,如在历数武氏的罪状中,有痛斥武则天“杀君鸠母”一句,这一句在“史书并无说武则天谋害高宗和毒杀杨氏的记载”,“可能是出传闻;或故意地给她加是这些罪状”(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说明这一句很可能是老百姓口头上以讹传讹,是不能作数的,对此作为“艺文令”的骆宾王却将这样的民间话语的传说升格,拿来为自己所属的李氏政治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说事,则定全是对实现权力话语的主动的谋求。在这里,“他把冲动心绪动员起来,形成一种公共拥有物,一种社会事实,而不再是一组既不连贯又不现实的私人情感。即使道德上龌龊的意识形态表述也可以最深刻地抓住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心绪”,(克利福得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这只能说明,在骆宾王所代言的李氏政治利益集团人们的政治思维中,“意识形态里的社会辞令的质量既不证明它对自己依赖的社会心理现实的看法为假,也不证明它的蛊惑力来源于人们信奉的东西与———今日或有朝一日———可以从科学上证明为真的东西之间的任何龃龌。

„„,它确实可能在某种自我中心的幻想狂热中脱离事实。甚至可以说,在深植于总体社会结构中的自由科学或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之批判时,它有这样做的强烈倾向。”(克利福得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骆宾王所代言的李氏政治利益集团,为了穷尽武氏的罪恶,不论可考 不可考,只要有存在的可能性,统统囊括进来,这种写法确实是符合“檄文”这一文种“谲诡以 驰旨,炜晔以腾说”(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特点的,不能不廓认这正是“天下文”中体现 出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达技巧。 三、话语资源的有效利用 公文写作是讲究使用价值和实际效用的,要使公文具有实践性意义,就必须能够将主 旨在公文写作中得到有效地表达。“有效表达”应当成为公文写作的一种终极性的目标。而“有 效地表达”的外化形式就是“会说话”,所谓“会说话”应该是有效表达的一种民间活语,准 确地表述应该是公文的制作者会有效地运用或使用一定话语资源,骆宾王在“天下文”的写作 中是深喑此道的,他在“天下文”中,除了较好地运用了武则天“杀君鸠母”这类的民间话语 资源外,还主要运用了这样的一些话语资源: 1、对历史资源的利用 在“天下文”中,骆宾王将许多历史典故大量地引入檄文写作中来,一篇千字左右的 “檄文”竟先后用典有8 处之多。

而且,这些历史典故的运用绝不是随意而为,都是与写作主 旨相关联并寓含特定的政治文化内容的。在“天下文”中第一部分历数武氏罪状后,作者发出 感慨:“霍子孟之不作,朱虚候之己亡”。霍光和朱虚候刘章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人。霍光在 汉昭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后来昌邑王刘贺嗣位后,荒淫无道,霍光将其废掉,拥立宣帝刘 病己,及时地维护了刘汉王朝的统治;朱虚候刘章本是汉高祖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次子,后刚 死,吕氏家族吕禄,吕产谋反乱政,企图推动刘汉王朝,此时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作, 灭杀诸吕,拥立文帝。一个是外姓忠良,一个是同姓宗室,虽然出身不同,但目的相同,他们都能 够在刘汉王朝危难亡之际,拨乱反正,平叛安邦,坚决地维护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忠心可鉴。 骆宾王将这两个典故用之于“天下文”,是点明当时国运衰微将尽,而平乱安都忠良、同宗后 嗣却不见来者,就将历史故事与武则天废其子准备自立的政治图谋联系了起来,实则是借历史 典故发挽李唐王朝于危难之中的时代的呼唤,为下文隆重推出李敬业作了精彩铺垫。 2、对道统资源的利用 在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历来是讲究“正统”地位的。“正统”往往成“正义”的代 名词,在政治斗争中,确立“正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几乎就等于有了“正义”和“合法”外 衣,也就获得了广大民众认可的“道”,在这个意义上,“道统”即“正统”,维护“正统”的 形象和地位,即为“护道”、或“替天行道”,这一点历来为人们所熟悉。

“三国”中褒刘贬曹, “水浒”中108 个“好汉”要为自己的“草寇”形象正名也必得“替天行道”,非此,则不得 人心,非此则师出无名,“天下文”亦然。在“天下文”中,开篇的第一句第一字着一“伪”字: “伪临朝武氏者”,一个“伪”字,势如千钧,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武则天正统的政治地位,将武 氏“不义”、“不道”的画皮一把扯下,这就将李敬业集团所代表的“正义”、“合法”的形象在 对武氏的无情揭露中一下反衬了出来,实可谓用语老辣!此后,骆宾王又用颂扬之笔,介绍李敬 业是“皇唐旧臣,公候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从正面阐述李氏集团与李唐 王朝的政治历史渊源,以确立李敬业代表的政治集团应有的“正统”地位,这在政治斗争中是 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历史上谁具有“正统”的地位,谁就有了“正义”、“合法”的政治形 象,旧时也就能够拥有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感召力。 3、纲常伦理的话语资源的利用 “三纲五常”历来是一种很有效的话语资源,它不仅对人、对社会都是具有一定的道 德规范作用的,而且还具有较强的遣责力和约束力。这类话语资源用之于公文写作中,也一样 能够产生较好的作用,“天下文”中开头便是对武氏乱人伦,坏纲常的劣迹和丑行予以无情地 揭露,“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践元后于狄,陷吾君于聚”,这是从人伦道德方面,揭露 武氏在李氏父子二代人中的^***丑行,令人不耻!句句如鞭挞,一下就将武氏推上了道德审判 的法庭,将武氏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着,又继续指责武氏“伏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

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等等,在一个纲常礼教极其深厚,封建等级极其 森严的社会中,一个女人试图颠覆男性主宰的男权社会,这本身就是有悖礼数,不合道统的,更 何况武氏又是一个有着那么令人不耻的身世和背景的女人,何以能够君临天下,威仪百姓?武 则天其实是在乱朝纲,祸天下,大逆不道,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让她的阴谋得逞呢?“天下文” 可谓句句见血,直取要害,意在夺命,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这是从精神上、伦理道德上对武则 天进行的终极审判。此外,“天下文”中还以君臣忠义之礼对“公等”、“爪牙”等李唐王朝的 忠臣旧部们力陈忠君爱国之大义,则是从道德上以增加推翻武氏集团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 总之,透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我们可以从骆宾王的写作中清楚地认识到,公文 写作,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叙事,是作者从自己所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代表一定阶级意识 的立场写作,它是一定的社会阶段中的政治文化在写作领域的体现。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我 们就不能够对公文,尤其是古代公文进行正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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