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的500字公文,却揭露了唐朝初年的窘迫

一位书法名家的公文,却展现了不一样的初唐。也就是说唐朝成立之初,长安附近的府库就已经空了,就更不用提后面的李世民时期了。那么马周和李世民所说的隋朝“遗产”,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消耗数字。“捉钱”是个官职,本名为令史,因为专门从事商业被俗称为“捉钱令”。实在是看不过的褚遂良写下了这篇公文,短短500字却直指要害。不过透过“捉钱令”,却看到唐朝初年的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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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类教材有记载,隋朝的粮仓储量巨大,唐朝立国20多年了,这些储备的粮食竟然还没有吃完!

给诸公的印象是,唐朝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但是经济、物资还是非常充沛的,因为有前朝留下的丰富“遗产”。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位书法名家的公文,却展现了不一样的初唐。

一、初唐的窘迫

唐朝吃了20年隋朝的存粮竟然还没吃完,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马周与李世民的奏对。

李世民后来也说,从开皇十四年,也就是公元594年,朝廷的储备够全国使用5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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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公元618年灭亡的,这样算来,正好够唐朝吃20年的。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马周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劝诫李世民不要只注重国家的储备是否充足,而忘记了百姓的生活。

李世民也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开皇十四年全国大灾,朝廷仓库里的粮食都快溢出来了,但就是坐看饿殍遍地,而不开仓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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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隋王朝的富庶不同,李渊攻入长安后企图笼络人心,却发现府库之内已经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根本拿不出像样的赏赐。也就是说唐朝成立之初,长安附近的府库就已经空了,就更不用提后面的李世民时期了。

与此同时的李密古代公文写作,在攻占洛阳附近的两大巨型仓储集团之后,很快便聚拢起百万之众。由此可见,当时洛阳附近的粮食储备确实很多,足以让李密迅速壮大。

但转念一想,这些巨大的储量在隋末的战乱中势必会被各方势力霸占,也势必会迅速消耗。那么马周和李世民所说的隋朝“遗产”,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消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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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不过别急,一篇名为《请废在官诸司捉钱表》的公文却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笔者的猜测。

二、褚遂良

上边提到的公文作者叫褚遂良。相信很多喜欢书法的朋友对其非常熟悉。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褚遂良的书法艺术堪称是隋楷与唐楷过渡的桥梁,是“唐书”的开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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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能够鉴别王羲之的真迹。我们知道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作品,甚至有传言说《兰亭集序》被李世民带进了坟墓。

当时李世民重金求购王羲之的真迹,当时也确实有高人能够模仿到以假乱真。那么如何鉴别哪副是高仿,哪副是真迹呢?皇帝只能依赖于褚遂良。

而且褚遂良还管过一阵皇帝的起居注,因为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生怕后人看贬自己,几次想干预起居注的记录。褚遂良却说:我的职业是尊重历史,不是为了哄您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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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皇帝还是换走了褚遂良,但后者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过:褚遂良这个人有才、正直且忠心。就如同飞鸟依人一般惹人怜爱。

也正是如此,褚遂良才成为唐太宗临终前的托孤大臣之一。

三、请废在官诸司捉钱表

“捉钱”是个官职,本名为令史,因为专门从事商业被俗称为“捉钱令”。

贞观初年,朝廷因巨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窘迫到官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用于政府投资、放贷。

要知道,古代以农为本,商人和商业都是社会底层的活动,处于被人歧视的状态。如果不是家里实在是没有余粮了,相信唐朝政府也不会干出这种“不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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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初衷是好的,但随着不断实践,其中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当时唐朝做官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世家大族的子弟,通过特殊渠道做官;还有一个是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功名做官。

以上两类人一类是公子,一类是知识分子,哪一类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因此这个官职最初怎么干怎么赔。

可绩效考核的压力巨大,为了完成任务,只能请来专业的商人来帮忙。久而久之,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也就不管是什么成分的人员了,只要能够搞钱来就行。

最开始是商人来当“捉钱令”,毕竟对于商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完成阶层跨越的机会古代公文写作,而且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

可渐渐的,事情就变了味儿。一些人开始通过走门户、花银子来当“捉钱令”。这就如同清朝那些依靠捐钱做官的人,他们上班首先是要捞回自己行贿的钱,然后再受贿。

为了最大限度的贪腐,他们无视法规,依靠官员的特殊地位强买强卖,弄的哀声怨道。最终,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捉钱令”变得乌烟瘴气、贪腐横行。

实在是看不过的褚遂良写下了这篇公文,短短500字却直指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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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强调吏治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周朝的时候必须由公卿大夫亲自考察候选人的德行,然后再由周天子进行复审,之后才能做官。

汉朝的选拔就更为严格,不仅要有良好的出身背景,学识和品德也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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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拉回了现实。“捉钱令”的任命不仅不需要考试、考察,甚至都不需要通知皇帝。只要家里有钱,能够赚钱就可以直接任命。

这套制度不仅不符合国家选拔官员的标准,甚至还违反了唐律。

最后,诸遂良将问题延伸到了吏治根基。别的官员考核都依靠政绩,“捉钱令”的考核标准只看收益如何。那么将来别的官员是不是也会“向钱看齐”?

再说“捉钱令”引发了买官、卖官的狂潮,最要命的是这一现象还是合法的。唐太宗时期中央机构的官员只有不到700人,而“捉钱令”一年就能新聘600人,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捉钱令”这一荒唐的官职被废黜,其中最大的功臣当属褚遂良。不过透过“捉钱令”,却看到唐朝初年的窘迫。为了搞点钱,李世民竟然不惜“摆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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