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泉沿革》成书时间考——兼谈《货泉沿革》与《钱谱》之关系

长期以来，学界均将南宋洪遵所著《泉志》一书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姚朔民先生首次对此提出质疑，他通过发掘收录于《事林广记》中的《货泉沿革》一书，认为该书形成于北宋徽宗时代，时间上早于《泉志》，遂定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钱谱”。《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与《中国钱币大辞典》采用了姚先生的观点，亦将其列为北宋钱币学专著。至此之后，关于我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究竟是《泉志》还是《货泉沿革》，学界一直存在疑义。基于此，本文重新考察了《货泉沿革》的征引书目与文本内容，依据元刻本《事林广记》的收录情况对其成书时限加以考证，尝试解决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货泉沿革》征引书目新释

姚先生论定《货泉沿革》成书于北宋时期，第一条重要根据是《货泉沿革》征引的13部书均形成于北宋甚至更早。经考察，在姚先生所列举的引书中，有一部分出现在北宋以后，现揭释如下：

第一，《侯鲭录》。该书系宋人赵令畤所撰轶事小说集，因赵令畤与苏轼来往甚密，故书中大量记述苏轼事迹，称颂司马光旧党，这是宋徽宗在位时期不允许的。该书卷六“遍地桃并桃”有“金贼犯阙”“北贼掳去”之语，卷七“种师道诗”又记：“老种太尉师道，预知金贼反覆……后，金人奔突犯阙，皆如其言……气愤而卒”，所言为北宋灭亡时事。因之，《侯鲭录》的成书时间一定在南宋初，而非北宋末。

第二，《圣政录》。《货泉沿革》在北地钱“阜昌重宝”条下引用了《圣政录》一书，原文曰：“建炎四年，知济南府刘豫叛降金人，金人以山东、河南、陕西为齐国，立豫，僭号，改元阜昌，以上并载于《圣政录》及见《纪年通谱》。”姚先生认为《圣政录》的作者是郑居中，卒于宣和年间，这也正与《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间相近。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根据上述引文，《圣政录》、《纪年通谱》所记载的内容为金人扶持刘豫建立伪齐政权并改年号为阜昌一事。如众所知，郑居中卒于宣和五年（1123），不可能记述身后事，其生前也绝不可能见到伪齐政权铸造的“阜昌重宝”，故而此《圣政录》不应是郑居中的《圣政录》。

事实上，宋代《圣政录》决非仅有郑居中撰写的一种，而是有多种存世。目前，见于记载者至少有钱惟演《咸平圣政录》、石介《三朝圣政录》，富弼《三朝圣政录》等，这些书都可以简称《圣政录》。举例而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九朝编年备要》卷八，《宋大事记讲义》卷七都曾简称钱惟演《咸平圣政录》为《圣政录》。文献中除了有记述北宋史事的《圣政录》之外，还有记述南宋史事的《圣政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两朝圣政录”条就记载了两种《圣政录》，一是隆兴、乾道年间修订的《光尧圣政录》，二是成书于绍熙年间的《寿皇圣政录》，李心传简称二书为《两朝圣政录》。因此，《货泉沿革》书中所提及的《圣政录》，因其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刘豫建伪齐政权一事，极有可能出自南宋《光尧圣政录》，而绝非北宋人郑居中所撰《圣政录》。

第三，《纪年通谱》。该书的作者系北宋中期人宋庠，但为何会出现金人扶持刘豫建伪齐及改元阜昌之事呢？如果我们了解《纪年通谱》的内容就能够合理解释这一现象。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律历·纪年通谱》记载：此书“取十七代正史百家杂记凡正伪年号括为一书，断自汉文后元之戊寅，下止周恭帝显德之庚申，凡一千二百二十二岁，并本朝建隆之元至庆历元年之辛巳，合为十二卷。其十八篇曰统元，以甲子贯之，其二篇曰类元。”概言之，《纪年通谱》就是一种工具书，相当于现今的“历代年号考（附历代年号表）”。既是如此性质的工具书，自然用途广泛，后来颇有仿效者。赵希弁《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就记载了《续纪年通谱》一卷，云：“右宣议郎致仕毕仲荀续宋元宪公《纪年通谱》之书也（注：宋庠谥号元宪），元宪止于庆历辛巳，仲荀起于庆历壬午，而迄于徽宗。”既然毕仲荀可以续补此书，那么南宋他人亦可续补此书，甚至可以在宋庠、毕仲荀的书后面增添新内容。故而一见《纪年通谱》述说南宋史事，就认为是文字错位，如此结论未免武断。

第四，《圣政编年录》。在《货泉沿革》所列引书中，最后一种是《圣政编年录》，作者、年代均不详。我们曾遍查众书，亦未曾找到宋代同名著作。《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圣政编年》十二卷，不知作者，《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篇载朱熹评价曰：“《圣政编年》一书，起太祖，止绍兴九年，书坊人做。非好书。”不知《圣政编年录》是否就是《圣政编年》，如果是，也是南宋人的作品。

综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侯鲭录》《圣政录》两书的成书时间在南宋，既然《货泉沿革》多次引用上述著作，那么其形成时间不可能在北宋时期。

二、再议“圣宋元宝”的排列顺序

姚先生认为《货泉沿革》成书于北宋时期的第二个核心依据是“圣宋元宝”钱的排列顺序，“从圣宋元宝置宋朝诸钱之前来看，原书当成于徽宗当国时，故将徽宗第一钱列在最前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显而又值得关注的问题。

《货泉沿革》在“宋朝钱”篇目下将圣宋元宝列在了首位，置于“太祖”条之前，并附记曰：“圣宋元宝，折二草书、篆书；小钱篆书二样，草书、真书二样。”按照学界当前的研究成果与考古出土资料来看，这条解释是有误的，圣宋元宝属于宋徽宗建中靖国至崇宁年间的早期铸币，分为小平钱（即文中所谓小钱）、折二钱两种，其中小平钱发现有篆、隶、楷、行四种字体，折二钱有行、隶、篆三种书体，而非文中所说折二钱、小钱各有两种字体。那么为何《货泉沿革》会把铸造于徽宗朝的圣宋元宝放在整个宋朝钱之首呢？纵观《货泉沿革》全书，钱币分类基本上按照铸造时代先后排列，唯独圣宋元宝出现了特殊，是因该书形成于徽宗时期而故意为之的吗？

实际上，对于熟悉货币史的学者而言，解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我们知道，有宋一代自太宗淳化年以后主要铸行年号钱，以“年号＋通宝（或元宝）”的形式命名钱文，北宋共有35个年号，共铸造发行了26种年号钱，此外还有三种钱币未按年号命名，这就是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年间发行的“宋元通宝”，仁宗宝元年间发行的“皇宋通宝”以及铸造于徽宗时期的“圣宋元宝”。凡此三种钱币，宋元通宝与皇宋通宝其铸造时间均有史籍确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记云：“国初，钱文曰宋元通宝。乙未，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亲书其文，作真、草、行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宋史》卷十《本纪十》载：“（宝元二年）三月丁未，铸皇宋通宝钱”。这里唯独圣宋元宝，由于缺乏相关史籍记载，其铸造时间一直扑朔迷离，即便是今天我们也没有十足的证据去证明圣宋元宝铸造于徽宗朝，只是因宋人陈均《九朝编年纲目备要》中有“（崇宁二年五月）又令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八州将每年上供小平钱缩减万数增人料例铸当五大钱，以‘圣宋通宝’为文，其背铸‘当五’二字”的记载，推测“圣宋通宝当五钱”应与“圣宋元宝”所行时间相差无几，故暂定在徽宗朝。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则认为圣宋元宝发行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其理由是建中靖国年号为四字不适合作钱文，故换成圣宋元宝。

正是因为自北宋以来缺乏相关记载，导致学人长期无法判断圣宋元宝的发行时间，故出现各种推测观点，后代学者因钱文有“圣宋”二字，便误认为是溢美大宋之辞，或定为宋代铸钱之首。如此以来，便出现了将“圣宋元宝”列为“宋朝钱”之首的现象。如果我们翻阅后世钱币图谱，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很是常见，并非仅出现于《货泉沿革》一例。成书于明末的《钱神志》是李世熊编纂的一部钱币学集大成之作，全书引用史料繁多，涵盖钱币品种上溯自周秦，下延至明末，记述范围广泛，为世人所称道。而李世熊对于圣宋元宝的铸造时间同样模糊不清，不仅将圣宋元宝置于宋代钱币之首，而且将其考证为“宋太祖铸”。可见时至明末，仍有学者认为圣宋元宝是北宋所铸造的第一枚钱币，将其列为宋钱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览中国古代钱谱，未曾发现将当朝铸钱放置在钱谱之首的使用惯例，《货泉沿革》全书钱币排列止于“至元通行宝钞”，而原书作者亦并未将至元宝钞放置在“大元圣朝”条目之最前。此外，如果该书形成于徽宗时期，那么其作者一定会对当时正在发行的圣宋元宝及其品种版别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根本不会出现“圣宋元宝，折二草书、篆书；小钱篆书二样，草书、真书二样”这样错讹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以圣宋元宝放置在宋朝钱之首为据，就认定《货泉沿革》成书于宋徽宗时期，这是不妥当的。

三、从元刊本《事林广记》的收录状况看《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限

那么《货泉沿革》究竟成书于何时呢？我们需要重新回检文献，追根溯源，找寻踪迹。当前，《货泉沿革》已无单行本存世，仅收录于《事林广记》一书中的“货宝类”卷中。事实上，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事林广记》版本都收录了《货泉沿革》。如众所知，《事林广记》现存体例、内容较为完整的版本约有6种，其中元代刊本4种，明代刊本2种。相比而言，元刊本成书早且较明刊本舛讹少，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早期原书风貌，故将四种元刊本作为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关于四种元刊本的情况，兹述如下：

第一，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以下简称台北故宫本）。此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全书凡四十二卷，由《前集》十三卷（阙卷二）、《后集》十三卷、《续集》八卷、《别集》八卷组成。该本样式为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黑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前集》目录处题有“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字样，《后集》卷二“纪年类”记载：“今上皇帝天历二 至顺万万年”，由此可以确定此本刊刻时间在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了该本，系据抗战前商务印书馆以故宫博物院藏本摄影所制的底版印行，因摄影原版日久年深，文字图案颇有漫漶。该本《别集》卷五为“货宝类”，《货泉沿革》即收入其中。

第二，元至顺间西园精舍刻本（以下简称内阁文库本）。此本今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全书共计五十卷，分为《前集》十三卷、《后集》十三卷、《续集》十三卷、《别集》十一卷，今阙《续集》卷五至卷九部分，实存四十五卷。《前集》卷首题名“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封面内页有长方形牌记：“事林一书，资于博物洽闻之士尚矣，道散天下，事无不该，物无不贯，其记载容有能尽之者乎？是编增新补旧，视它本特加详焉，收书君子幸鉴。西园精舍咨”，《后集》卷二“纪年类”有云：“今上皇帝天历二 至顺万万年”，据此认为其刊刻时间与台北故宫本相当，同样在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比较而言，台北故宫本与内阁文库本两者各卷类目基本相同、正文内容大多吻合，但是后者《别集》卷中却没有发现“货宝类”卷次，因而也没有收入《货泉沿革》一书。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二者是同一系统的版本，日本学者森田宪司通过仔细对比两者之间的卷次构成和基本内容，进一步认为“故宫本是删削内阁文库至顺刊本的一部分再刻的”，此说甚确，故学界多从之。

第三，元后至元六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以下简称北大本）。此本原为德化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全书以天干分为十集，每集二卷，共二十卷，计分五十三门，题名曰“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不著纂辑人。总目后有“至元庚辰良月郑氏积诚堂刊”牌记两行。据丙集上卷纪年类“历代纪年·今上皇帝”是列在“至顺四年”之后，因知刊书时间之“至元庚辰”应为后至元六年（1340）。1999年，中华书局将此本影印出版。该本《戊集》卷中有“货宝类”，首篇为《货泉沿革》。经与台北故宫本对校，发现两者内容基本相符，但是排版次序不同，个别字句略有差异。由此推之：台北故宫本与北大本收录的《货泉沿革》内容相同，属于同一祖本。但因收录于不同版本的《事林广记》中，导致其排版次序出现偏差。

第四，日本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以下简称和刻本）。所谓和刻本，意为日本所翻刻的中国古籍，学界已经沿袭这一称谓，故采用之。此本各集、卷的题名颇不一致，其中甲集、戊集题“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丁集题“新编群书事林广记”，戊集有的卷次题“重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有的又题“新编分门图注事林广记”等。此本是日本天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二年乙丑（1325）刻本，目录后方有“泰定乙丑仲冬增补”的题记，曰：“此书因印匠漏失版面，已致有误君子。今再命工修补外，新增添六十余面，以广其传，收书君子幸乘鉴焉。”此外，该本在最前面还保留有遯菴由在贞亨元年（1684）年撰写的序言，略称“余二十年前曾见此书之写本，字画漫漶而疑事最多矣。然无他本可考验之，实为可恨矣。顷或人加训点，命之印工，而印工请序于余。余就阅之，则图也，字也，旧时之讹者于是正焉，旧时之疑者于是辨焉，旧时之缺者于是补焉，不知从何处而得此善本乎”。由此可见，此本是一个质量较高的本子，日本在翻刻的时候也保留了原本的面貌。依据甲集卷九正统门“大元圣朝”存有“今上皇帝中统五年至元万万年”之记载，胡道静据此认为其底本为前至元刻本（1264—1294），泰定乙丑增补时，对于纪元一项原封未动，并未续至当前。森田氏亦持相同意见。要之，此刻本成书年代较早，相比台北故宫本、内阁文库本、北大本三个刻本而言，这是成书最早的一个版本，因此也更多地保存了宋末元初《事林广记》的原貌。检阅此本，并没有发现“货宝类”卷次，亦未曾收录《货泉沿革》一书。

综上可知：四种元刊本的成书时间由早到晚排序为：和刻本→内阁文库本、台北故宫本→ 北大本。如前所述，虽然内阁文库本与台北故宫本的刊刻时间都在至顺年间，但学界通过对勘二者的内容，早已指出台北故宫本是删削内阁文库本的一部分而再行刊刻的。因此，我们认为内阁文库本要稍早于台北故宫本。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成书时间较早的两部元刻本，即和刻本与内阁文库本均未收录《货泉沿革》，而此两部刻本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接近宋代原本的刻本，这说明《事林广记》的原本就没有收录《货泉沿革》。

如众所知，《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此种民间类书的特点是切于日常、符合当前社会的需要。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一定会不断增加新鲜的、合乎现实的内容进入，同时删减一部分失去时效且不切实际的东西。现存四部元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录的文本材料存在诸多差异就证明了这一现象。和刻本与内阁文库本收录内容极其广泛，涵盖诸多领域，属于经济类的作品亦为数不少，唯独没有《货泉沿革》，而稍后出现的台北故宫本与北大本又出现了《货泉沿革》，这说明《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间极有可能与元代至顺年间相近，是台北故宫本新鲜加入的内容，此后各类明清刻本大都沿袭元刻本而进一步保留了《货泉沿革》。

我们以最早收录《货泉沿革》的两种元刻本入手，分析其具体成书时间。对勘台北故宫本与北大本，我们发现单就《货泉沿革》一书而言，其编写条目完全相同，都是按照“管子曰”“古文钱”“平钱”“僭伪钱”“北地钱”“海外钱”“宋朝钱”“大元圣朝”等条目排列，而且具体涉及内容除个别字句存有差异外，几乎完全相同，甚至错讹处都一样，如“古文钱”五铢条下曰：“五铢，汉武帝元符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这里的“元符”应为“元狩”之误。此外，我们还发现，刊刻时间较早的台北故宫本中使用的“钱”字，均未使用俗体字，而稍晚的北大本除了题头使用“銭”字外，文本中几乎全部改为元代流行的俗体“

”

形，如此以来不仅减少了制版刻字的工作量，而且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阅读习惯与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两种元刻本中的《货泉沿革》属于同一祖本，随着编入不同版本的《事林广记》，导致出现了细微偏差，但两者内容相同是无疑问的。

关于《货泉沿革》的具体成书时间，我们认为应该在元代。首先，以两种元刻本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货泉沿革》体例编写整齐、注释使用划一，“大元圣朝”条下所注引的内容与之前各条目基本相合，应该不是后补入的。其次，《货泉沿革》将元代钱的条目称之为“大元圣朝”，这就足以说明该书形成时期是在元代。“大元圣朝”所列钱币止于“至元通行宝钞”，按照《元典章》的记载，“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其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此年无疑为前至元二十四年（1287），也就是《货泉沿革》成书之上限之时。此后，元朝又于至大三年（1310）设立了资国院，下设泉货监并发行“至大通宝”，此钱未收入其中，说明《货泉沿革》成书之时至大通宝还未发行，由此可推定其下限时间。最后，如前所述，和刻本与内阁文库本均未收录《货泉沿革》，特别是和刻本，其底本为前至元（1264—1294）刻本，更是说明当时《货泉沿革》尚未成书，或者正处于编纂阶段，故未收入。此后不久，《货泉沿革》正式形成，在市面上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最早被《事林广记》至顺年间刻本所收录，并得以流传于世。综上，我们认为《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间应在前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到至大三年之间，亦即1287—1310年间。

四、《钱谱》是在《货泉沿革》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世谓有《钱谱》一卷，因收入陶宗仪所编纂的《说郛》一书而为后人所知。关于此书的作者、成书时间及其文本来源，素为学界所纷纭。《说郛》宛委山堂本认为此书是宋代人董逌所撰，涵芬楼重印明代抄本中对《钱谱》的成书过程只字不提，同时作者署名尚阙。清人倪模在《古今钱略》中则认为作者是明代人董遹。通过整理《钱谱》的文本内容，可以发现《钱谱》实际上是《货泉沿革》一书的增删本，它的全书构架与主题内容均与后者相同。我们以成书时间较为相近的北大本《货泉沿革》与涵芬楼本《钱谱》对校，以显示二者的关系。

经对勘，我们发现《钱谱》主要使用了“改换条目”“增补内容”“删减文本”等三种方式对《货泉沿革》进行改动，兹详述如下：

第一，改换条目。《货泉沿革》原书将历代钱币分类为八大条目，即：管子曰、古文钱、平钱、僭伪钱、北地钱、海外钱、宋朝钱、大元圣朝。《钱谱》将其中的“管子曰”“海外钱”“大元圣朝”三个条目改换为“货钱”“海东番钱”“元朝钱钞”，其余未变。

第二，增补内容。1、《货泉沿革》“管子曰”条原存字59个，主要内容引自《管子》《国语》等典籍，阐述了上古时期所流行的货币起源论。《钱谱》在保留这59个字的同时，又增补了205字，将西汉、新莽铸钱史一并加入。2、“平钱”条目原本仅有“开元通宝”一类，后又增加会昌开元23座钱监背文。3、“宋朝钱”条目在圣宋元宝钱下增加“宋太祖铸”四字，这与上述所列举出的《钱神志》属于同一现象，作者对于圣宋元宝的铸造时代并不清楚，故导致将其列为宋钱之首的错误。4、在《货泉沿革》的基础上，《钱谱》增加了“国朝宝钞”条目，介绍了“洪武通宝”“大明通行宝钞”“永乐通宝”三种钱币。5、增补“今见博戏中私铸钱”条目，罗列了14种压胜钱的品种。

第三，删减文本。《钱谱》主要删减了原书“僭伪”条目中的“得壹元宝”之相关内容。原条目存字177个，主要介绍唐明皇末年史思明铸造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两种钱币的史实，后经删减，仅存“唐史思明僭铸”六字。除此之外，《钱谱》基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货泉沿革》的文本内容。

总之，《钱谱》对于《货泉沿革》全书的改动并不大，主要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部分解释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国朝宝钞”与“今见博戏中私铸钱”两个条目。按照全书对于历代古钱的排列格式来看，“国朝宝钞”中所罗列的三种钱币应该是当时正在流通的货币，将“大元圣朝”改称为元朝，而称呼明代钱币则为“国朝宝钞”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钱谱》对于《货泉沿革》进行增删之时为明代初年，具体来说应是永乐通宝发行之后，亦即1408年之后，这与《说郛》一书的成书时间大体相合。因此，我们认为：《货泉沿革》在元代成书之后，即被收入《事林广记》中，由于此后钱币发行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停止，世人继续从事增补《货泉沿革》的工作，到了明初陶宗仪编纂《说郛》的时候，《货泉沿革》已经更新了内容，收入《说郛》之时更其名曰《钱谱》。

确定了《钱谱》一书的文本来源之后，遂可认定其作者不可能为宋代人董逌，实际上早在清代就有学者提出质疑，宋朝人编纂的《钱谱》却收录至明代的钱币，“岂古人先知耶”。经考察，我国古代刊行的钱币图谱众多，仅目前有史迹可寻且同名曰《钱谱》的著作就有5种，成书最早的当属南朝萧梁时期顾烜所编撰的《钱谱》。据《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记载，宋人董逌亦曾编写“钱谱十卷”，可惜原书已佚，而《货泉沿革》却在书中多次征引该书的相关内容，并将作者称之为董逌（有时亦讹写为重逌、董適）。由此或可推之：由于《货泉沿革》尚阙作者姓名，陶宗仪在将其增删本收入《说郛》的时候，并未经过认真考察，而将文本中出现较多的“董逌”附会至篇名，由于董逌曾撰写过《钱谱》一书，遂将《货泉沿革》改称为《钱谱》。

清人倪模在《古今钱略》中将《说郛》本《钱谱》的作者认定为明代人董遹，却没有提供史料证据，查阅史籍亦未曾检索到明人董遹编写钱币类著作的任何记载，故此说缺乏说服力。如前所述，《钱谱》是在《货泉沿革》一书的基础上经少量改动而增删而成，《货泉沿革》原书就尚阙作者姓名，所以在缺乏直接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最好还是对《钱谱》的作者持谨慎态度。《事林广记》与《说郛》均属大型汇刊类书性质，其著作来源大都与自民间，或经民间书坊专治刻书人所编写，很有可能这些钱币类图谱均出自他们之手，故导致今日无法确切考证其准确出处。

五、余论

综上所述，《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间在元代前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到至大三年之间。关于此书的作者，很有可能出自民间书坊的刻书人，现已无从稽考。《货泉沿革》最早收入于台北故宫本《事林广记》之中，是随着《事林广记》诸版本不断发展而新鲜增加进去的内容，也是元代社会普遍需要钱谱类图书的一种客观反映。明初，在《货泉沿革》原书的基础上，为了迎合新时代的需求，时人将其内容进行简要增删，辑成《钱谱》一书，被陶宗仪收录在《说郛》中，因而得以流传于世。

在明确了《货泉沿革》的成书时间之后，虽然我们可以确认它不是中国最早的钱币学著作，但并不等于要否定它的文献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文献学研究，还是钱币学探讨，《货泉沿革》依然呈现出了诸多可取之处。

首先，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本钱谱。我们知道，洪遵所著《泉志》一书是为我国最早的钱谱，也是最早的一部钱币学著作，虽然《泉志》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但是早期的刻本并未保存下来，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秘册汇函”本。尽管《货泉沿革》成书时间晚于《泉志》，但是它在元刻本《事林广记》中得以流传与保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刻本钱谱。

其次，《货泉沿革》在对钱币的分类方面优于《泉志》。由于《泉志》成书时间较早，当时并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编写体例，因而《泉志》在对钱币的分类上也略显错杂。诸如，《泉志》专列出了“天品”“神品”“奇品”，这些条目中所收录的钱币有的与之前“正用品”“刀布品”完全一致，有的又奇形怪状，甚至完全属于臆造钱币的范畴。彭信威也评价这种分类方法“不伦不类”，但同时也指出“并不是他的独创，只是沿用前人的分类法”。《货泉沿革》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编写方式，全书不仅严格按照钱币的发行时代进行分类、排列，而且将《泉志》中那些臆造品种，或是毫无史料来源的奇异品种剔除，使得全书体例整齐、划一。时至今日，钱谱的编写工作仍然采用《货泉沿革》所开创的时代排列法。

最后，考证更加精审、内容更加充实。在个别疑难钱币的考证方面，《货泉沿革》显然下了一番功夫，并突破了前人的成说。诸如三国蜀汉“传行五铢”钱，《泉志》沿袭前谱认为是蜀汉刘备所铸，《货泉沿革》却考证云：“今考于古，蜀尝铸五铢矣，但不言传行耳”，这是十分正确的论断。此外，关于辽代钱币的相关记载，以往正史中少有关注，《货泉沿革》却根据当时所见到的钱币实物进行增补，诸如太平元宝钱、乾亨通宝钱等。上述内容均可反映出，尽管《货泉沿革》并不是我国成书时间最早的钱币学著作，但它却在编写体例、具体钱币考证方面具有独到、精审之处，这些合理之处大都被后来的钱谱所吸收、继承，并影响至今。

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