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之《文学课》
“治文学史须注意二事：
1，注意某时代中文人必读之书本。
2，注意某时代流行之陋书。”①
——罗庸
从左至右：朱自清、游国恩、罗庸、萧涤非、闻一多、浦江清
之所以援引罗庸先生这句话作为篇首语，是因为这本书总的来说就是在做这件事。几位民国文学大师，从《诗经》开始，到《红楼梦》结束，沿着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将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作者，进行分析、解读和考据，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又因文字之发达，故而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谓浩瀚如星海，绝无可能照单全收，故而知道何书为必读，尤为重要。
▋先秦两汉
其实不用翻开书就能想到，谈到文学史，《诗经》肯定是跳过不去的，而由擅长散文和诗歌的朱自清来开篇讲《诗经》，似乎也非常合适。果然朱先生大发一番感慨，其个人感情稍多，对经典的分析内容稍少一些，包括后面的《史记》和《汉书》，可能因为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所以感觉讲的稍浅了一下。在《汉书》部分，先生讲到班固写《汉书》实际上是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底本的，但班固一改《史记》通史之写作方法，以断代述史，影响极大，他的这个创见也开了后世史书的模范，故后世史书多称“某某书”，因中华文学之发展，离不开史书，故此影响亦极重要。
游国恩先生是楚辞专家，又是文史专家，故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较深刻，先是推荐了《左传》和《国语》。《左传》一书也属于历史著作，但又有显著的文学特点，完全可以当故事书来看，主要体现在：
第一，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
第二，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先秦战事写得绘声绘色。
第三，行人辞令很美，表现在书面上就是语言很美。
除此之外，《左传》还体现出很多先进性（相对于当时社会而言），首先是民本思想，其次是爱国思想，并且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制度。但是因其时代局限性，当然也有很多为政治服务的言论，我们在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全盘接收。
之后便是“楚辞”，书中原文：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这已经将《楚辞》提到了与《诗经》同等的文学地位。并且指出“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具体考证书中有详细论述。而“楚辞”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屈原和他的《离骚》。
《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可以说是叙事诗），全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以往历史的回溯：岂余心之可惩。后一部分是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但因其年代古远，非一般人可读懂其瑰丽壮魄，实为可惜。
接着便来到了汉朝，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刘向。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他干的事情影响后世深远，其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开魏晋小说先声；《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流传至今，另外编订《楚辞》，联合儿子刘歆共同编订《山海经》，可以说随便拿出哪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在此之前，“赋”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直到“五言诗”的出现。
五言诗出现以前，无论是散文、政论、诗歌均以四言一句为主要格式，东汉以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开始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游国恩先生给出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郡》和宋子侯的《董娇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五言诗，还未发展出律诗和绝句的固定形式，乃是叙事或抒情为主的文章，更接近乐府民歌。而游先生着重讲的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诗歌合辑，非一人所做，但其艺术成就突出，自魏晋以来一直受作家们的重视。刘勰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因汉以后皆言诗，故《古诗》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
从魏晋开始，本书便开始了对五言诗的着墨，故并未提及《三国志》等史书，也没有提及《颜氏家训》这种既个人又有历史价值的杂文。均是对当时一些文学家的介绍，主要交代了五言诗的发展，似乎可以将其作为隋唐诗歌大发展的前奏或铺垫，可快速掠过，但其中亦有惊鸿一瞥，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可谓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个人生平书中多有介绍，此处不赘述。陶渊明一向被归为田园诗人，但寄情于山水本就是东晋文人普遍的生活状态，陶并不算特殊，他的特殊在于，在田园诗中，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黑暗。如《归田园居》系列，要一起读，这是一整个心理活动的描写，要把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就能看到，诗文里描述的越恬淡美好，越能反衬出外面社会的腐坏堕落。他的《桃花源记》、《闲情赋》均是一样。陶渊明不管诗歌还是散文，均能保持统一的风格，读陶渊明的时候，最好是将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读才好。
上面也说到，魏晋五言诗或可作为隋唐诗歌的前奏，这里需要尤其提一下钟嵘的《诗品》，这是一本诗论书，时代在南朝齐梁时代，主要品评了两汉至梁朝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在序言中，钟嵘提到了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之所以将这段话记录下来，是因为这或可成为我们读诗写诗的一种方法。更不必说《诗品》对后代诗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隋唐及五代
“研究一代文学，凡以作家为主，以文体为范围时，有二路可循：（1）叙述作家之来源与成就。（2）不管作家，仅就诗之内容求其表现情绪之主潮。”这是罗庸在论唐诗时所用的方法，也是大多数文史专家所用之方法。
在开始隋唐文学之旅前，罗先生先追本溯源，抛了三个着眼点出来说明隋唐文学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一，中国地理之变迁。中国史上地理有两天然之分界线，一以潼关为中心分为东西，一以长江为中心分为南北。东西对峙，皆在北方，故文化无多差别，而南北则迥然不同。
第二，文人出身不同，于文风亦极有关。（文、武、士族、寒门等）
第三，欣赏文学与应用文学为两不同道路，在隋唐为一大变。（主要指骈文的变化）
而究其根本，乃是因为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自科举制兴起，六朝门阀气消，而寒门穷酸气毕露，士人生活亦发生大改变，士人欲进身不能不注重诗赋，故唐代文学主潮，一为唐诗，一为古文。因此，这一时期精品不断涌现，无法一一列举，罗先生便以人作家为中心研究这一代文学。
“凡诗中大家者必具备以下之特点：①笔调不限于一方面，能变化笔调而写各种形式与题材。②大家诗风格有矛盾时，原因有二可能，其一为自身未能融会统一成纯一风格，其二为自身经验丰富，境遇变迁极多，因而能臻于上乘。”本书选出的两个大家，是闻一多先生讲的孟浩然和杜甫。
孟浩然就是上面这段话所描述的大家本家，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的诗是一直在变化的，变化到最后已经看不到诗了，“在最后的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作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闻一多先生认为这已然到达了一种境界，除了孟浩然，古今没有第二人到过这境界，苏东坡说孟没有才，而东坡自己的毛病，就是才太多。如果想一探孟浩然的境界变化，可以将其诗歌从头到尾读一遍，不知是否能品出闻先生所说的境界。
接着闻一多写道：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令笔者一度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只是闻一多先生夸人的固定模式。当然，被称作“诗圣”的杜甫，担得起这个说法。而书中闻先生也将笔墨用在了杜甫生平上，可能觉得谈他的诗已经没有必要了。
到中唐，出现了三种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的新文体。
（1）传奇文。
其代表作为裴铏的《传奇》，此书类似于现代的小说集，但其小说含义与现代不同，其中包含笔记、诗话、考据等项，更多的是将很多只凭口传的材料加以记录的一种文体。后世受其影响最大的第一为戏剧，为宋元杂剧之蓝本。第二为韩柳等作家开始写作大量小篇纪传体文学。第三是宋以后话本的口语化，也就是白话文。第四使小说与戏剧形成不可分之局势。
（2）俗讲及其他俗文学。
这是敦煌发现后才出现的研究方向，故与佛教关系紧密。总结起来大概是因佛教逐渐从权贵阶层向民间发展时，佛经对大众来说，过于晦涩难懂，影响传教效率，故而佛学家们便将佛经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故称为俗讲。因佛家讲经时，必有一套仪式，这种仪式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后世话本和小说里的引言和楔子，又如说书人手中的醒木等。
（3）曲子词。
对于宋词是否由此发展而来，还无定论。但笔者认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和发展，一定是多方面因素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