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民国文学大师帮你选书古文适合公文写作的书

读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之《文学课》

“治文学史须注意二事:

1,注意某时代中文人必读之书本。

2,注意某时代流行之陋书。”①

——罗庸

六位民国文学大师帮你选书古文适合公文写作的书

从左至右:朱自清、游国恩、罗庸、萧涤非、闻一多、浦江清

之所以援引罗庸先生这句话作为篇首语,是因为这本书总的来说就是在做这件事。几位民国文学大师,从《诗经》开始,到《红楼梦》结束,沿着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将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作者,进行分析、解读和考据,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又因文字之发达,故而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谓浩瀚如星海,绝无可能照单全收,故而知道何书为必读,尤为重要。

先秦两汉

其实不用翻开书就能想到,谈到文学史,《诗经》肯定是跳过不去的,而由擅长散文和诗歌的朱自清来开篇讲《诗经》,似乎也非常合适。果然朱先生大发一番感慨,其个人感情稍多,对经典的分析内容稍少一些,包括后面的《史记》和《汉书》,可能因为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所以感觉讲的稍浅了一下。在《汉书》部分,先生讲到班固写《汉书》实际上是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底本的,但班固一改《史记》通史之写作方法,以断代述史,影响极大,他的这个创见也开了后世史书的模范,故后世史书多称“某某书”,因中华文学之发展,离不开史书,故此影响亦极重要。

游国恩先生是楚辞专家,又是文史专家,故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较深刻,先是推荐了《左传》和《国语》。《左传》一书也属于历史著作,但又有显著的文学特点,完全可以当故事书来看,主要体现在:

第一,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

第二,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先秦战事写得绘声绘色。

第三,行人辞令很美,表现在书面上就是语言很美。

除此之外,《左传》还体现出很多先进性(相对于当时社会而言),首先是民本思想,其次是爱国思想,并且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制度。但是因其时代局限性,当然也有很多为政治服务的言论,我们在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全盘接收。

之后便是“楚辞”,书中原文: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这已经将《楚辞》提到了与《诗经》同等的文学地位。并且指出“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具体考证书中有详细论述。而“楚辞”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屈原和他的《离骚》。

《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可以说是叙事诗),全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以往历史的回溯:岂余心之可惩。后一部分是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但因其年代古远,非一般人可读懂其瑰丽壮魄,实为可惜。

接着便来到了汉朝,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刘向。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他干的事情影响后世深远,其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开魏晋小说先声;《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流传至今,另外编订《楚辞》,联合儿子刘歆共同编订《山海经》,可以说随便拿出哪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在此之前,“赋”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直到“五言诗”的出现。

五言诗出现以前,无论是散文、政论、诗歌均以四言一句为主要格式,东汉以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开始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游国恩先生给出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郡》和宋子侯的《董娇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五言诗,还未发展出律诗和绝句的固定形式,乃是叙事或抒情为主的文章,更接近乐府民歌。而游先生着重讲的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诗歌合辑,非一人所做,但其艺术成就突出,自魏晋以来一直受作家们的重视。刘勰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因汉以后皆言诗,故《古诗》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

从魏晋开始,本书便开始了对五言诗的着墨,故并未提及《三国志》等史书,也没有提及《颜氏家训》这种既个人又有历史价值的杂文。均是对当时一些文学家的介绍,主要交代了五言诗的发展,似乎可以将其作为隋唐诗歌大发展的前奏或铺垫,可快速掠过,但其中亦有惊鸿一瞥,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可谓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个人生平书中多有介绍,此处不赘述。陶渊明一向被归为田园诗人,但寄情于山水本就是东晋文人普遍的生活状态,陶并不算特殊,他的特殊在于,在田园诗中,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黑暗。如《归田园居》系列,要一起读,这是一整个心理活动的描写,要把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就能看到,诗文里描述的越恬淡美好,越能反衬出外面社会的腐坏堕落。他的《桃花源记》、《闲情赋》均是一样。陶渊明不管诗歌还是散文,均能保持统一的风格,读陶渊明的时候,最好是将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读才好。

上面也说到,魏晋五言诗或可作为隋唐诗歌的前奏,这里需要尤其提一下钟嵘的《诗品》,这是一本诗论书,时代在南朝齐梁时代,主要品评了两汉至梁朝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在序言中,钟嵘提到了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之所以将这段话记录下来,是因为这或可成为我们读诗写诗的一种方法。更不必说《诗品》对后代诗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隋唐及五代

“研究一代文学,凡以作家为主,以文体为范围时,有二路可循:(1)叙述作家之来源与成就。(2)不管作家,仅就诗之内容求其表现情绪之主潮。”这是罗庸在论唐诗时所用的方法,也是大多数文史专家所用之方法。

在开始隋唐文学之旅前,罗先生先追本溯源,抛了三个着眼点出来说明隋唐文学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一,中国地理之变迁。中国史上地理有两天然之分界线,一以潼关为中心分为东西,一以长江为中心分为南北。东西对峙,皆在北方,故文化无多差别,而南北则迥然不同。

第二,文人出身不同,于文风亦极有关。(文、武、士族、寒门等)

第三,欣赏文学与应用文学为两不同道路,在隋唐为一大变。(主要指骈文的变化)

而究其根本,乃是因为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自科举制兴起,六朝门阀气消,而寒门穷酸气毕露,士人生活亦发生大改变,士人欲进身不能不注重诗赋,故唐代文学主潮,一为唐诗,一为古文。因此,这一时期精品不断涌现,无法一一列举,罗先生便以人作家为中心研究这一代文学。

“凡诗中大家者必具备以下之特点:①笔调不限于一方面,能变化笔调而写各种形式与题材。②大家诗风格有矛盾时,原因有二可能,其一为自身未能融会统一成纯一风格,其二为自身经验丰富,境遇变迁极多,因而能臻于上乘。”本书选出的两个大家,是闻一多先生讲的孟浩然杜甫

孟浩然就是上面这段话所描述的大家本家,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的诗是一直在变化的,变化到最后已经看不到诗了,“在最后的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作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闻一多先生认为这已然到达了一种境界,除了孟浩然,古今没有第二人到过这境界,苏东坡说孟没有才,而东坡自己的毛病,就是才太多。如果想一探孟浩然的境界变化,可以将其诗歌从头到尾读一遍,不知是否能品出闻先生所说的境界。

接着闻一多写道: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令笔者一度怀疑,这种说法可能只是闻一多先生夸人的固定模式。当然,被称作“诗圣”的杜甫,担得起这个说法。而书中闻先生也将笔墨用在了杜甫生平上,可能觉得谈他的诗已经没有必要了。

中唐,出现了三种对后世文学影响颇深的新文体。

(1)传奇文。

其代表作为裴铏的《传奇》,此书类似于现代的小说集,但其小说含义与现代不同,其中包含笔记、诗话、考据等项,更多的是将很多只凭口传的材料加以记录的一种文体。后世受其影响最大的第一为戏剧,为宋元杂剧之蓝本。第二为韩柳等作家开始写作大量小篇纪传体文学。第三是宋以后话本的口语化,也就是白话文。第四使小说与戏剧形成不可分之局势。

2)俗讲及其他俗文学。

这是敦煌发现后才出现的研究方向,故与佛教关系紧密。总结起来大概是因佛教逐渐从权贵阶层向民间发展时,佛经对大众来说,过于晦涩难懂,影响传教效率,故而佛学家们便将佛经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故称为俗讲。因佛家讲经时,必有一套仪式,这种仪式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后世话本和小说里的引言和楔子,又如说书人手中的醒木等。

(3)曲子词

对于宋词是否由此发展而来,还无定论。但笔者认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和发展,一定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产生的,其中必定有一主要因素,除非是文史研究学者,需要深究其渊源。对于我们普通读者,在读的时候,只需欣赏其文学之美即可。

此时期另一重要变化即“古文运动”,其代表人物为韩愈、柳宗元。对于书中所谓“古文”,笔者并无太清晰之概念,根据笔者浅显之理解,大概是崇尚古代简洁之文风,力求行文精悍,能少用一字便少用一字,这种文风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欧阳修。韩愈推崇孔孟,故有《师说》一篇可观其一斑。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的分裂,文化亦跟着四溢于藩镇诸侯之中,文学风格也呈现出不同面目,直至晚唐,唐诗已无太多变化与创新,逐渐走向模式化,且因文化向民间的流入,晚唐多白话诗,同时曲词开始发展起来,其代表作为《花间集》,其间选词很杂,有些专为教坊所做,词格极低。

每到一个时代末期,便会出现总结类的书,唐朝也不例外,其代表作为释皎然的《杼山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杼山诗式》乃唐诗发展三百年之总结,其用了十九个字来辩诗体,分别是: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此种以意境辩诗体的方式,直接影响了《诗品》的成书。

宋元

上文说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文人,开启了“古文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宋朝,而这时期扛起“古文运动”这面大旗的便是欧阳修,最终欧阳修以古文家兼诗家的身份完成了古文运动,从此古文与骈文的斗争,以骈文成为通行公文与应酬文字而结束。他继承韩愈“原道”思想,作《本论》,以《左传》之主旨,作《鸣蝉赋》,自欧阳修后,道学、功业、文章可分别修习,二程(程颢程颐)、周(周敦颐)、张(?)得道学;王安石得政治;苏轼得文章。

笔者亦是欧阳修铁粉一枚,爱其文风之酷。欧公虽倡古文,但行文选用平易习用之词汇,明白易懂,简洁明了,无一句废话,无一字赘述,这也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另一开创,除了反对骈文的浮华,另外也反对艰涩险怪的文章。但浦江清先生在文中也说道,欧公之文风,在开创时是新鲜的,后人学之便成为“古文笔法”的滥调了。这件事怎么说呢,就好比书法,一个人写得好,大家便争相模仿,便成了“俗书”遭世人诟病,但并非它不好,而是因为太好了,反而流俗,这不得不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但也正因如此,新的文化才会萌芽。

通读之后本书之后,从文风角度,我们发现了两条唐宋文学脉络:第一条是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第二条是从李白——苏轼——辛弃疾。此两条线均有上承下效的传承关系,说到宋朝就不得不说宋词,说到宋词,就不得不说苏轼。

苏轼可以代表宋词的最高水平,但宋词不能代表苏轼全部的文学造诣。书中用了三个篇幅分别讲了苏轼的散文、诗和词。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词最初只是小曲,柳永之词乃是词之本色。苏轼则推动了词的发展,扩大了词的范围。在《吹剑录》中有一段对话颇有趣,大概是讲:有一天苏轼听到一个幕士唱歌唱得挺好,就问他:“我写的词儿跟柳永比咋样?”歌者说道:“柳郎中的词,必须找十七八个美女,拿着红牙板,唱‘杨柳岸,晓月残风’才有那味儿。您的词必须找一个关西大汉,手握铜琵琶和铁绰板,吼着‘大江东去’才行。”苏轼直接笑趴了,确实形容得太贴切了,苏轼确是开创了一个词派,名豪放派,与婉约派相对。

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时间来到了元朝和元曲,元曲指的是戏剧,大部分元曲及剧作家都是从《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记录中得到的。中国戏剧的发展源远流长,至于为何到元朝突然盛行,涌现出近百位剧作家,书中并未交代,有待于专家去探索。

但是书中对《窦娥冤》的分析似乎稍稍解释了,元曲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书中说到窦娥的故事其实来自于三个典籍:

(1)《汉书·于定国传》中一个东海孝妇的故事。孝妇被冤杀,东海郡大旱三年。

(2)《搜神记》东海孝妇被冤杀,临刑前对众发誓:妇若有罪,血当顺下,妇若无罪,血当逆流。

(3)《淮南子》邹衍对燕惠王尽忠,被小人陷害下狱,邹衍仰天大哭,夏五月,天下霜。

由此也说明,文学通常并不是从0到1,也可以是由1到2。而明清文学,便似乎都是由1到2的过程。

明清

“以赤壁之战这一段文章来论,民间文艺家的笔法,超过了《资治通鉴》,超过了《史记》,超过了《左传》。只有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所写可以比拟。”——这是浦江清先生,对《三国演义》文学艺术造诣的评价。明清以来,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即小说。除了四大名著,书中还分析了《金瓶梅》和《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另外明清时期,诗歌、散文、戏剧均到了集大成的阶段,各种文学形式大放异彩。本书以《红楼梦》做为结尾,似乎也是想表达这一点,书中言道:《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后的殿军。是小说中的巨擘,是整个社会的最高艺术创造。至今,似乎仍未有超越者。

整本书编者仍是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思路进行编纂,所以仍是以大众认知为基础进行文学讲述,实际上各朝各代除了其代表文学形式,其他文学也均有成就,唐亦有曲、有词;宋亦有诗、有戏剧;元亦有诗、有小说;明清亦有诗词歌赋,散文杂记等,只不过被主要文学形式的光辉遮盖了。故笔者认为,此书偏文学入门,适合大多数有阅读能力的读者,推荐。

另:所有推荐书目②,个人建议从后往前的顺序读,这也是遵循先浅后深的原则,否则很容易因为看不懂前面的书,而直接影响对后面书的兴趣。


①此处之陋书,从文中之义看指的是俗书,乃不同时代有不同文学固定格式或模板,文学大师也避免不了。

②本文中出现的推荐书目:《诗经》《史记》《汉书》《左传》《国语》《离骚》《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楚辞》《山海经》《古诗十九首》《三国志》《颜氏家训》《花间集》《杼山诗式》,另韩愈全部作品、欧阳修全部作品、李白全部作品、苏轼全部作品,均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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